共產黨是一隻會變色的恐龍

只有在民主社會中,中國才能獲得自由、和平與繁榮。而建立民主社會的當前最大障礙,就是中國的極權統治。--余英時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普利茲獎得主紀思道日前撰文指出,當習近平剛上臺時,他以為習近平會開放一些事情。“天啊,我真是大錯特錯了!不僅沒有開放,而且似乎日益清楚的是,雖然習近平可能會深化某些方面的改革,但總體而言,他是一個強硬的民族主義者,迄今已在多個方面採取強硬立場。”這位觀察中國多年、會講中文的學者感嘆說:“對我們這些熱愛中國的人來說,看著這個國家在習近平領導下朝著民族主義和專制的方向發展,很令人痛心。”那麽,美麗的誤會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在我看來,那是因為西方觀察家——也包括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常常誇大中共統治者在個性、文化背景和知識結構方面的差異,進而一廂情願地將民主意願投射到他們身上。實際上,中共歷屆黨魁之所以從中共特殊的人才選拔機制中脫穎而出,乃是因為他們對黨忠心耿耿,矢志捍衛黨的地位和利益。”

為了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就必須瞭解中國共產黨這個當今世上最強大、最有權勢的組織。澳大利亞記者羅旺•卡立克(Rowan Callick)所著之《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一書,是該領域的最佳入門讀物。作者宛如一名福爾摩斯般的大偵探,帶領讀者一步步深入中國共產黨的隱秘禁區,探究這個巨無霸的組織如何控制教育、商業、司法體系、軍隊、媒體、藝術、大眾文化、出版和思想等每一個領域。如今,中共似乎臻於奪取政權以來最強大的時刻,但也有可能是盛極而衰的轉折點,正如作者在書中發出的追問:“到目前為止,中國共產黨展現出驚人的應變能力,但這樣的能力現在是否已到達極限?它的核心理念還能支撐多久?”

今天真有人為了信仰而入黨嗎?

即便對共產黨的統治評價最為負面的觀察家,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統治雖非固若金湯,但它至少獲得相當數量的中國人的支持。蘇聯共產黨覆亡之前那幾年,有數百萬人主動退出蘇聯共產黨;而如今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不減反增,黨員高達八千萬,超過歐洲任何一個大國的人口;還有菁英人才爭相加入,清華、北大等頂尖大學的學生有兩成以上是黨員,高出平均比例三倍多。許多西方人假定隨著中產階級日漸成長,他們對於自由與民主的需求也將增強,但此種情況並未在中國發生。中產階級成為共產黨最忠實的支持者,因為他們是現狀下的主要受益人。

作為一名常駐中國的記者,羅旺•卡立克有機會訪問各個階層的共產黨員:從總理溫家寶到中央黨校校長,從掌控百億資產的央企負責人到普通大學生。他們通常都會竭力為共產黨的政策辯護,論述的焦點在於共產黨統治中國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羅旺•卡立克總結說:“民主化在中國之所以遲滯不前,是因為共黨領導人堅信統治權絕不可交出去。黨不只是中國黨守護者,黨也自認為它就是中國。”黨的日益膨脹的自信心成為改革的藩籬。

不過,絕大部分黨員都承認,黨是一個利益集團,而非信仰組織。有趣的是,在書中涉及到的三教九流的共產黨員中,唯一一個聲稱入黨是出於信仰的人,是生於一九六一年的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王炳林。王振振有詞地講述說:“我們並沒有國教,所以藉由入黨這件事,黨員可以解釋成他們的生命中有了信仰,黨也有了充足的理由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入黨成為黨員是光榮的,許多學生想要入黨,這是真的。而我們教給他們的是如何全盤整合個人抱負與社會目標。”但說完這番慷慨激昂的佈道詞之後,王進入閑聊狀態,這才告知對方,他的父母都是農民,都不是黨員,自己在讀研究所時成為黨員,“當我入黨後,我覺得非常光榮。要不是得力於黨的德政,我哪能上大學唸書呢?”可見,與黨的關係最後還是回到利益導向上。然而,我不禁感嘆,一個大學高級官員的認知水準居然如此之低——窮人的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本該是理所當然的,不必因此對政府或政黨下跪磕頭。換了在美國,出身貧寒家庭的奧巴馬,有入讀哈佛大學的機會,難道他就要對民主黨表示感恩戴德嗎?

今天的中國,沒有一個人是出於信仰而成為共產黨員的。如果成為共產黨員意味著像國共鬥爭時代那樣,蹲監獄、受刑罰乃至上殺場,不會有一個人願意擁有此一身份。清華大學學生蔣方舟一眼就看穿了那些黨員同學的良苦用心:“北大清華的學子一路都是教育和體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著同一軌跡,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鏈的底端。於是,大學成了掠奪政治資本的地方。”年輕一代菁英分子與共產黨結盟,是因為可以分享共產黨的權力,而不是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吸引,正如蔣方舟感嘆的那樣:“我的同學們,我的精英同學們,以後必然會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學術圈或者官僚體系的主要組成部份,手握生殺大權。空氣中有種緊張的成分,未來裡藏著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

唯有扼殺自由,才能維持統治

這本《我是世界最大黨》可以算是稍早出版的馬利德所著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一書的姊妹篇——《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更多關注共產黨自身的運作方式,共產黨內部的權力分配和爭奪;而《我是世界最大黨》則用很大的篇幅分析共產黨與社會的關係,即共產黨如何完成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如何無孔不入地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

在本書中,作者用三個章節剖析共產黨如何控制媒體與訊息、藝術與文化,以及鉗制歷史書寫。在我離開中國前夕,羅旺•卡立克與我相約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咖啡館有過一次長談。在我被中共當局嚴密監控的那段時間,他是我冒著巨大風險會見的屈指可數的幾位西方記者之一。他在書中記錄了我的幾個核心觀點:歷史的作用之一就是創建宗教,官方歷史學者則扮演如同西方主教一樣的角色;撐起中國這個謊言帝國的重要基石,則是被扭曲的歷史、以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詮釋的歷史;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黨的宣傳部仍握有權力,公開辯論就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中國是全球變化最快的國家之一。有人說,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務區”,如果你闊別一年之後再來,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原來的道路和建築了。這是中國與美國和歐洲相比最大的不同——紐約、倫敦和巴黎的鬧市區,即便以十年為一個時間尺度,也不見得會發生多大的變化。但是,在中國又有一種東西又“萬變不離其宗”,如本書所指出的那樣:“唯一不變的事物只有共黨本身。”共產黨的本質沒有變化,共產黨的控制方式也沿襲毛時代的經驗,只是變得更加精緻、更加巧妙了。共產黨像一隻適應能力超強的恐龍,可以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身體的顔色,這樣就不會在“物競天擇”中被淘汰。

我特別注意到,本書講述了三個有趣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作為記者和知名博客作者的李勇(網名“十年砍柴”),原來供職於中央級的《法制日報》,剛剛進入職場時,幻想利用大報記者的身份扮演為民請命的包青天。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只能在報紙上發表一些歌功頌德的謊話,而無法為那些受冤屈的訪民發聲。最後,他不願做這種違背良心的事,毅然從報社辭職。第二個故事是,更著名的電影導演賈樟柯,他的電影大部分都不能在院線公映,只能在西方電影節參展,甚至因此遭到廣電總局發佈“封殺令”。但“賈樟柯似乎也能敏感察覺出何時該妥協”,當他得知維族流亡人士熱比婭也受邀參加墨爾本影展時,便批評該影展“政治意味愈來愈濃”,並宣佈退出影展。第三個故事是,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前往澳洲雪梨參加研討會,作家莫言在開幕發言中形容這場會議是“熊貓和袋鼠”的對話,但他本人“連抽空脫隊去動物園親自看一眼真袋鼠的自由都沒有”。這些作家只能在文化部和使館官員的帶領下集體活動,就連他們的英文譯者也忍不住嘆息說:“他們沒有機會見到真正的澳洲。”這三個小故事生動地揭示了中國作家、藝術家和記者在控制與自我控制、檢查與自我檢查之間的尷尬與無奈。

共產黨以資本家為妻,以孔夫子為妾

共產黨的原教旨主義聲名狼藉之時,共產黨如何才能化腐朽為神奇呢?

本書總結了共產黨“自救”的兩個秘方:以資本家為妻,以孔夫子為妾。

第一個秘方是“以資本家為妻”,用共產黨的官話來說即為“發展就是硬道理”。無疑,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化,有助於提高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水準。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人”更可以“先富起來”——這一部分人當然是權勢階層,他們早已將財富轉移到中國之外的地方。羅旺•卡立克寫道:“共產黨不像台灣的國民黨,它沒有發展出一套退場機制。唯一稱得上有為下臺做準備的跡象,是那些權勢滔天的中共權貴家族所積聚的巨額財富——好似唯有如此他們才挺得過這樣的劇變……一部分國家資產落入私人手中,許多富有的黨內權貴家族,已在國外備妥棲身之所、接受教育,以及在合意的地點購置房產。”而《中國商業小紅書》的作者梅文詩指出,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商業企業。不僅國有企業被共產黨牢牢掌控,即便是那些名義上的民營企業,也處於共產黨陰影的籠罩之下。羅旺•卡立克訪問了科技巨頭華為公司,發現在公司原本就不甚透明的結構背後有個共產黨委員會,“他們不會管理公司的日常營運,卻擁有否決公司重大決策的權力”。很多共產黨官員乾脆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並跟此前被共產黨視為仇讎的國際資本稱兄道弟。最具象徵性的一幕是:江澤民訪問澳門時,居然與澳門賭王的四姨太同台高歌。

另一方面,共產黨嚴禁獨立工會的活動,每當有工人抗爭事件發生,不惜動用員警暴力和司法手段鎮壓之。比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港資番禺新生鞋廠的資方突然停產、撤資、搬廠,拒不給予工人補償,由此引發勞資糾紛。隨即,番禺警方強力介入,充當資方打手,抓捕維權工人,並以“破壞生產經營罪”刑拘維權工人葉仕彬。律師隋牧青在微信仲介紹說:“葉不認為自己有違法犯罪行為,不理解何以被抓。工廠已經停工,工人們只是要求離職補償及恢復生產,居然還能破壞生產經營?我告訴他,在這個國家,只要你不聽話,政府認定你犯罪和犯了什麼罪,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既然要維護個人權利、尊嚴,只能做好隨時被抓的準備。”一個仍然名為共產黨的統治集團,居然以鎮壓工人的維權活動為榮,歷史的吊詭、價值的錯亂,便是馬克思復活也會為之瞠目結舌。

共產黨永葆青春的第二個秘方是“以孔夫子為妾”。僅有經濟發展還不夠,還需要“軟實力”和“精神文明”。既然馬列主義實在拿不出手,那就急病亂投醫,找來儒家文化裝點門面。羅旺•卡立克指出:“一點儒家精神也許能軟化共黨的形象、提升號召力。治國方針於是從鄧小平的‘致富光榮’轉向胡錦濤的‘和諧社會’,而這個轉變呼應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也催促菁英階級接受他們應當肩負的社會道德義務。”這本書完成的時候,習近平還沒有全面展現其治國思路,如果補充習近平上臺以來引用的儒家言論就可以發現:習近平比胡錦濤更熱衷於從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中淬煉可供共產黨食用的“不老仙丹”。習近平也以人民稱呼他為“習大大”為榮,在儒家文化中,統治者就是百姓的父母,既然被統治者甘心樂意地將他當作父親大人,也就意味著他們完全接受他的統治。

無論習近平多麽躊躇滿志,他上臺後的這些舉措並非真心誠意的改革,如本書作者所論:“中國當代政治環境裡,改革之路通常風險高、利潤少,除非改革本身是既有體系存活的必要條件。”既然中國的經濟仍然在快速發展,既然國族主義和傳統復活可以暫時凝聚民心,這個黨及其領袖便不假思索地認為,千年帝國都要由它來當家做主。

當歷史學家吉本在書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時候,他幾乎擁有一座私人圖書館作為資料庫。我相信,當中國共產黨滅亡之後,人們研究其滅亡的原因,《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必定會出現在參考書目當中。那麽,早點閱讀這本書,我們就能獲得“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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